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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约一半的吸烟者最终死于烟草引起的疾病——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呼吁，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，提高烟草的价格，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。增加税收迫使烟草涨价是控烟的最佳途径。（10月29日中国新闻网）

　　诚如林教授所总结的那样，在烟草领域，中国有多个“冠军头衔”：最大的烟草生产国；有三点五亿烟民，六成六的成年男性吸烟，总数和百分比均是世界第一；全世界每年有五百万人因吸烟死亡，每五个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。种种迹象表明，尽管我们在控烟上做了不少努力，但吸烟人数和吸烟量却不降反升。基于这样的现实，很容易让人想到税收这把利剑：税收提高了，价格上涨了，穷人抽不起了，富人也有痛感了，吸烟的人数不是肯定会减少吗？

　　我并不贬低税收杠杆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，只是林教授忘了总结中国在烟草领域的另一个“冠军”——税收贡献冠军。在“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”上，烟草行业已经e79fa5e98193e59b9ee7ad9431333335306265多年蝉联冠军头衔，是我国税收贡献第一大产业。2004年，35家烟草企业进入100强，共纳税1077亿元，同比增长23%，占据百强纳税总额的34.91%，成就了中国烟民点在烟头上的“爱国主义”。换言之，税收杠杆我们不是没有用，而是用了不见效。那我们不得不怀疑：再提高烟税水平，烟草再涨价，除了增加国家税收，除了加重烟民负担，究竟会有多大的控烟效果呢？

　　确实，提高烟税是控烟的一个有效途径，但却不是孤立和唯一的途径。通过增加烟税来控烟，应该力避税收工具主义倾向。也就是说，增加烟税不仅是政府控烟的工具，不是单向度的为了增加烟税而增加烟税，纳税人需要看得见增加烟税之后的反馈和回报。按照“税收之债”理论，税收之债虽然只是纳税人对政府的单务之债，但是政府作为债权人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。政府对这一义务的履行程度，决定着税收在财政意义上的实用性之外，在法理意义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。

　　在控烟问题上，为了证明增加烟税的正当性和合理性，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就是大力实施烟税之外的其他控烟举措。比如，禁止烟草广告，禁止或限制烟草商进行赞助活动，公共场所禁烟，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香烟，等等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在这方面做的并不好，尤以烟草广告泛滥和未成年人轻松买烟为甚。致使很多人在还是个不十分明白吸烟危害的孩子时，仅仅为了猎奇或玩酷，就在香烟广告的误导下染上了烟瘾。其实，那些烟草广告打的擦边球并不高明，考验的只是政府控烟决心而已。

　　说到底，控烟不力的真正原因非常简单，无非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不舍得狠下心来，生怕损伤到烟草企业这根“经济支柱”，进而影响到政府财政收入。这就造成一个非常矛盾的景况：一方面，政府增加烟税，说是为了控烟；另一方面，政府为了增加税收，又暗地放纵烟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所谓增加烟税，真正所能起到的作用只有一个：增加财政收入。这是纯粹的税收工具主义，税收成了增加收入的工具，而背离了征税本意。如此这般，烟税不但无益于控烟，反而更加突出了烟草企业的“经济支柱”地位：左手可向烟民要烟税，右手可向烟草企业要所得税，政府自然更不愿意控烟了。

　　在给“怎么样控烟”这个问题选择答案之前，首先需要明确的是“要不要控烟”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也只有后一个问题得到肯定的回答并且拿出实质性的行动后，增加烟税才能真正成为“控烟的最佳途径”。

为什么我们中国要控烟呢?